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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佐曹操二十年 荀彧究竟為何自殺

輔佐曹操二十年 荀彧究竟為何自殺

核心提示:荀彧自初平二年(西元191年)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,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余力,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,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,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,且深知曹操之為人,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、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,從而自陷於死地呢?

  本文摘自:《貴州文史叢刊》 2009年第2期 作者:李磊

  一、關於荀彧之死

  建安十七年(西元212年),被曹操譽為有“巍巍之勳”的荀彧離世。關於他的死,袁宏《後漢紀》卷三十、陳壽《三國志》本傳稱其“以憂薨”,而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則記為“太祖饋彧食,發之乃空器也,於是飲藥而卒”,范曄《後漢書·荀彧傳》所載與《魏氏春秋》略同。儘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,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於“憂”抑彧是認為他死於“藥”,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、加九錫的必然後果。荀彧自初平二年(西元191年)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,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余力,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,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,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,且深知曹操之為人,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、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,從而自陷於死地呢?

  袁曄《獻帝春秋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、蜀的流傳,從中可見時人對荀彧之死的看法。茲引于下:

  “(荀)彧卒于壽春,壽春亡者告孫權,言太祖使(荀)彧殺伏後,彧不從,故自殺。(孫)權以露布于蜀,劉備聞之,曰:‘老賊不死,禍亂未已。’”

  袁曄為孫吳名士袁迪之孫。據《三國志·陸瑁傳》,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遊處。故可推知,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、蜀之事必有所本,應非杜撰。《獻帝春秋》一書亦見於《隋書·經籍志二》,與信史荀悅《漢紀》、袁宏《後漢紀》等同列。從上引可知,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,可見其並非曹方高層。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、並將荀彧之死當作忠於漢室(不肯殺獻帝皇后伏後),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於漢室的形象。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,才會繼而“露布于蜀”。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。壽春逃亡者、孫權、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。荀彧雖為曹操謀主,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,並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。

  我們還可從荀彧死後漢獻帝的表現來佐證這種看法。據《後漢書·荀彧傳》載:“帝哀惜之,祖日為之廢讜樂,謚曰敬侯”。祖日為祭祖神之日,應有識樂,然而漢獻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聖性的祭祀儀式上“廢譙樂”,足見其對荀彧“哀惜”之情。而且無論是《三國志》還是《後漢書>,均在荀彧死後表述 “明年,(曹)操遂為魏公雲”,意在凸現荀彧給曹操晉爵魏公所帶來的阻力。只有荀彧死去,曹操才能如願晉爵魏公。

  後世關於荀彧之死的論議,也大多承認荀彧忠心於漢室。然而,令論者難解的是,荀彧既忠心於漢,又何必輔佐曹操,這豈非自相矛盾嗎?這引發了歷代論者長時間的討論。

  《三國志·荀彧傳》裴注中記載了所謂“世論”:“世之論者,多譏彧協規魏氏,以傾漢祚;君臣易位,實彧之由。雖晚節立異,無救運移;功既違義,識亦疚焉。”“世之論者”對荀彧之死持以“譏”的態度,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後兩期,前期為魏傾漢,其晚年改節忠漢,蓋出於愧疚之心。

  裴松之為晉宋之際人,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,所謂“世之論者”當指這一時期的議論者。魏晉南朝士族一脈相承,祖宗人物之論與家族地位甚為相關,尤其是在門第升降之時更是如此。頗疑此“世論”與晉宋之際的特殊政局有關。當時門閥政治的條件消失,舊有的家族格局處於變動之中,荀彧後裔荀伯子,多次上表追訟魏晉封爵排位舊事,“凡所奏劾,莫不深相謗毀,彧延及祖禰”,還“常自衿蔭籍之美”,對瑯邪王弘說:“天下膏粱,唯使君與下官耳。宣明之徒,不足數也。”“宣明”即時為執政的陳郡謝晦。對於荀伯子的做法,“世人以此非之”。對荀彧之“譏”,彧許便是時人對荀伯子“深相謗毀、彧延及祖禰”的報復。

  至唐代,杜牧《題荀文若傳後》雲:“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,比之高、光不棄關中、河內;官渡不令還許,比之楚、漢成皋。……及事就功畢,欲邀名于漢代,委身之道,可以為忠乎?”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,他認為“邀名”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。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:“凡為史者記人之言,必有以文之。然則比魏武于高、光、楚、漢者,史氏之文也,豈皆彧口所言邪!用是貶彧,非其罪矣。且使魏武為帝,則彧為佐命元功,與蕭何同賞矣;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,豈人情乎!”

  明清之際,王夫之從“天良未泯”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、晉爵魏公的行為。他說:“夫九錫之議興,而劉氏之宗社已淪。當斯時也,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,未有不側然者也。彧亦天良之未泯,發之不禁耳,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,而不能自己。……彧之失,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。”孫明君認為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:從現實出發,認識到漢不可為,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,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,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。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,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,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,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。

 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,而且無論是對“蒼生”還是對“漢室”,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。與第一類看法相比,第二類看法帶有“理解之同情”的色彩,也更顯深刻。其實,無論是前一類看法,還是後一類看法,討論的視線均聚焦于荀彧個人的心境、志向、謀略上,如此討論,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。荀彧之死並非孤立的現象,它在當時、乃至後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,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,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徵。因而,對荀彧之死的理解,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,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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